一、与传统观念的缠夹不清
中国思想史上,道义与钱的所谓“义利之辨”,曾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。墨家想用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将两者统一,贾谊、柳宗元、王安石、王艮、戴震等揭竿响应,但却始终未成气候。正统之说是儒家的重义轻利、崇义贬利。孔子的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⑷定了基调,孟子扬其波,对梁惠王说:“王何必曰利,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⑸董仲舒将其正统化为:“仁人者,正其道不谋其利。”⑹到了朱熹,则把贵仁义、轻钱财之说推向极端,公然提出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。⑺于是,在正统观念中,钱不仅与仁义不相容,而且成了龌龊之物,正人君子触之则觉人格萎缩,言之则觉境界低下,即便是“五四”一代新的智识者,也脱不开这传统的惯力。
《孤独者》中的魏连殳便是这样一个典型。他口不言钱,手不留钱,“有钱即随手散去”。无疑,这比起“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”的堂兄来,是侠肠义胆的,但他在意识层面上对钱的公然漠视,却构成了他日后不能自拔的陷阱。我们不排除阴险的S城对他在政治上的排斥和在经济上的钳制——因发表议论而被校长辞退,但我们也不能原谅他如此缺乏经济头脑,以致突然之间“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”了。即使山穷水尽,他依旧耻于言钱。他的朋友申飞是心有灵犀的,眼见着“空空的书架,也记起汲古阁初本的《史记索隐》”,却只用了“你的客厅这么荒凉……”中的省略号代替了卖书换钱之事。直到申飞要动身,魏连殳才深夜赶来,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要钞写挣钱之事,可谓石破天惊,使申飞诧异得“一时说不出话来”。
没有任何先兆,魏连殳突然成了“经济巨人”,“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”。按理,这钱是他“要活下去”的救命草,但实际上,那钱却成了他的催命符。他以一种变态的方式,拼命要散去这希望得到却又不愿如此得到的钱:“不肯积蓄一点,水似的化钱”,终日猜拳行令,东西买进卖出,仙居术满院摔,谁嗑头便有赏赐……直到他自己折腾得吐血、躺倒、死去。耐人寻味的是,魏连殳生命的终结,不是在山穷水尽之际(像孔乙己、阿Q那样),而是在“柳暗花明”之时,他的生命全程的经济曲线是:有钱——没钱——有很多钱。那么,折磨他的魔鬼是什么呢?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,“舍生而取义者也!”他无法剔除这种文化积淀,以从杜师长手中拿钱为耻,宁愿以死明志。可惜,他全不知细看一下古今儒者们是怎样为食佳果、沾利益而“唱赞道引”⑻的,否则不会如此轻生。
另一个例子是《一件小事》。如果我们挡住这个作品的背景而直观这件“小事”时,不能不会发觉到,这也是一个义利间价值判断的故事。第一次判断来自“我”亲眼所见:料定那老女人没伤,车夫无责任,停车扶人会节外生枝。这里,道义与钱是持衡的。但车夫非要“自讨苦吃”,放下买卖,扶老女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。潜台词表明,车夫是重义轻利的。于是,“我”的第二次判断在意念中形成:以为车夫“须仰视才见”。于是抓出一大把铜元想表示敬意,在无意之中再次想使钱与道义持衡。但“风全住了,路上还很静。我走着,一面想”的第三次判断,却又打破了义利平衡,以为那钱是对“须仰视才见”的义的侮辱。
周作人站在传纪批评角度,对《一件小事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。我们说《一件小事》于生活常理有碍,是因为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不经意流露出的崇义贬利的思想,还不能牢固树立钱可以“作为一般等价物”⑼的概念。按理,车夫让道、停车、扶人已尽道义,或继续拉买卖,或给伊些钱算抚慰,完全没必要去巡警分驻所接受仲裁,那是何等去处!鲁迅日记1913年2月8日就有:“晴,风。上午赴部,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,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,季世人性都如野狗,可叹。”非到“野狗”处破财寻义,的确大可不必。而最不可思议的,是“我”对自己“没有思索的从外套里抓出一大把铜元”的内疚。其实,这掏钱的下意识是对的,明确地指示着价值交换与价值补偿的原则:一来这钱是常“因为生计关系奔波”的“我”挣来的,可以作为崇敬的表示;二来车夫已把人拉近S门,理当付钱。从物质上讲,车夫要养活自己,老女人需要补偿,给钱当然是救燃眉之急;从精神上讲,资助奖掖行为高尚者,古今中外都是天经地义,何苦惴惴不安?在人的心理上,“一旦精神能量集中于意识活动,那潜意识的活动就会遭到损失,反之亦然。”⑽“我”被挤压出的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的意识活动,使并非错误的潜意识活动遭到了怀疑和损失,无端于“国家大事”之外,又多了“一大把铜元”的烦难。